新千年伊始，我便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时下出版界，全集、文集铺天盖地，凡是有一点名气的，或者想要一点名气的，似乎不推出个十集八集，就不足以显示其学术实力或文化底蕴。王宁是在国内文化界、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界成名很早，但至今还属年轻一代的学者，近年来在国外海外五十多所有影响的大学访学、讲学、研究，渐渐在国际上也有了名声，在学术界颇具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理应名副其实地声张一下，借出版大潮流亮出自己的大型文集，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国内一家声誉上佳的权威出版社，将他近十余年来对西方文学与当代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番自省与梳理，以文选的形式，做一阶段性的学术回眸与总结。这样做，无疑是有益而又不失分寸的。
文选有二，之一是《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之二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王宁自然要在“比较”两字上下功夫，就我的理解，如法国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所说，“比较不是理由”，更不是目的。比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方法，一种视野，也是一个过程。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王宁来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更标志着比较学科的拓展。笔者多年来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做的虽都是具体而微的工作，但两种语言的翻译，离不开语言、文学与文化层次上的比较，包括宏观的与微观的。因此，对比较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向来比较敏感。王宁文选之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自然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是一个大胆的研究课题。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主义爆炸、流派林立，诸如现实主义、意象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荒诞派、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如何把握？如何评价？我很担心这一课题的研究会流于空泛而主观。前些日子，与几个研究生讲论文，得知研究生中流传着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多种说法。说法一：见林不见树的，研究流派；见树不见人的，研究作品；不见树也不见人的，研究作家。说法二：泛泛而谈的流派论；婆婆妈妈的作品论；东拼西凑的作家论。这两种说法，自然不是当下外国文学研究状况的客观描述与概括，但其中所指出的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显然不在研究生们所议论的研究成果之列。作者以比较文学学者独特的视野，试图全面论述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客观地整体把握其流变，对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与作家进行个案的具体分析与阐释。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思潮论”，中编为“批评论”，下编为“作家论”。这样的编选，目的是很明确的：第一部分旨在探讨二十世纪的主要西方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以及历史先译派在这一时期的英美文学中的表现”；第二部分，尝试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与揭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向，对精神分析学派和后结构主义这两个在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批评流派进行剖析；第三部分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有选择地对英美几位作家进行新理论指导下的新阐释。
作者没有被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复杂异常，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流派遮住眼睛，盲目地借用西方学人的观点，作一鹦鹉学舌式的论述，而是以冷静而不乏洞察力的目光，指出西方繁多的流派“基本上可归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先锋派这几个范畴之下”。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神话———原型批评学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派”等等，“大致也可归入人本、形式、阐释和意识形态四种取向”。对这样的归纳，也许学界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作者以此为脉络，纲举目张，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流变的有效探讨，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十多年前，常听到这样的抱怨，说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不少研究者不懂外文，引用的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材料，依据的是译本甚至译本的译本。如今，这种状况可以说有了根本的改变，王宁的研究，就是证明之一。读《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后记》，可以看到作者的研究依据的不仅仅是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更有作者与国际学人合作研究的成果作为基础。多年来，作者一直强调在研究中要尽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与国际知名学者进行学术对话与探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部文选当作作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与尝试的一份记录和见证。
读《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有几个词的运用频率是十分高的，那就是“全球化语境”，“多元共生”，“后现代”，“后殖民”。关注近年文坛的人们，无疑对这几个词都有自己的理解，甚或超越学术的范畴，有各自的好恶。有些学者甚至激烈到在一篇文章中一见到“后现代”，“后殖民”的字眼就断定该文章没有价值。实际上，这些词是无法回避也是不应该回避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期，对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不能不对这几个词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自己的思考。从作者对这几个词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明确立场和价值取向。
若以挑剔的目光，细读这部文选，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无论是对流派的研究，还是对作家的分析，都是有选择的，拿作者自己的话，是选择“自己所熟悉的”。这种选择，自然有其理论的依据和自觉的学术追求，但也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局限。谈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不能不谈法国，不谈法国作家，而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这方面的欠缺是较为明显的。相信作者会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补足，以使其描绘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发展演变的轮廓更加完整，更加丰满。
 |
